5.15投教宣传|红色金融史（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湖北农民运动与农民协会信用合作社的创立

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背后的金融势力

1926年11月，北伐军从两湖地区攻入江西，势如破竹地很快摧毁了直系军阀孙传芳的武装力量，迅速占领九江、南昌，并在南昌设立北伐军总司令部，为进攻南京、上海做准备。

此时上海的工人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如火如荼地进行。1926年秋至1927年春，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连续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引起了上海租界外国列强、工商买办阶级的极大恐慌。1926年底至1927年2月，荷兰银行买办、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匆匆忙忙从上海几次到南昌跟蒋介石接洽，达成秘密协议，协议的核心内容是，蒋介石到上海、南京后，即可获得6000万银元贷款，条件是清共@#$@*&。之后仅仅在1927年4月、5月短短两个月时间，在以荷兰银行买办、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上海银行公会核心人物陈光甫（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张嘉璈（中国银行总经理）、李馥荪（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分行总经理）等人为代表的上海工商界、银行界，以及背后的国际银行势力大规模融资支持下，蒋介石拿到了4000万银元融资，远超苏联1924—1927年间总计大约3000万卢布（约合2700万银元）资助。

蒋介石一直忌惮共产党强大的群众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视之为实现集权图谋的障碍，此时有了上海大资本买办阶级和背后英美国际势力源源不断的军火供应和金融支持，蒋介石有了底气摆脱对苏联财政资助的仰仗和依赖，毫无顾忌地开始实施“清党运动”，1927年4月12日悍然发动震惊世界、暴虐无道的反革命政变，背弃孙中山确立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大政方针，疯狂地拔本塞源，屠杀大批共产党员、工人和左翼人士。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北方奉系军阀张作霖也参与其中，捕杀大批共产党人。1927年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正式与共产党公开决裂，选择宁汉合流，在“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血腥口号下，武汉大批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被屠杀。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革命运动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陷入低潮。

二、革命根据地与革命根据地金融机构的创建

为了挽救革命，英勇的共产党人不惧生死，继续擎起解放全中国的理想信仰之旗，组织武装反抗，建立人民军队和人民政权。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以及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2万多人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会议彻底清算并纠正党在过去工作中的严重错误，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随后党派出许多干部奔赴各地，组织领导武装起义。在“八七会议”总方针的指引下，党先后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海陆丰、琼崖、鄂豫边、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闽西、陕西等地区的起义，在全国300多个县领导组织了工农武装起义，创建了约15个农村根据地，成立苏维埃红色政权，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到1930年上半年，工农红军已发展到约7万人，连同地方革命武装共约10万人以上。随着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巩固和扩大，1931年11月7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必须“通过一个拥有国家资本与独立垄断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于国家手中。”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在边远农村山区，经济条件差、生产落后，加之频繁残酷的军事攻击、严密的经济封锁阻断了苏区和相邻各省的贸易往来，流通货币短缺、物资极度匮乏，国民党还将大量假币流入苏区，造谣破坏，干扰苏区经济金融。“军民日用必需品和现金的缺乏，成了极大问题”，革命事业需要大笔经费，军需、日用，样样有支出，根据地的经济金融建设在根据地初创之期都是当务之急，面对严酷的形势，根据“八七会议”精神，中国共产党领导组织根据地党员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运动，开天辟地地将封建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根据地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同时先后建立金融机构，发行根据地货币，筹措和收拢资金，活跃农村商品经济，解决物资匮乏和人民贫苦的问题，从物质上保障红军供给，支援革命战争。

长征之前，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建立了海陆丰劳动银行，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东固平民银行和东固银行，赣南革命根据地建立了江西工农银行，闽西革命根据地建立了闽西工农银行和多个区县信用合作社，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建立了石首农业银行、鄂西农民银行、湘鄂西省农民银行、鄂北农民银行、鹤峰苏维埃银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银行、经济公社和信用合作社等，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建立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赣东北省苏维埃银行和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建立平江县工农银行、鄂东农民银行、鄂东南工农银行，湘赣革命根据地建立湘赣省工农银行、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陕北根据地建立有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陕甘晋苏维埃银行。从1929年到1936年苏维埃政权共创立46家革命根据地金融机构，共有77个货币发行机构，发行400多种货币版别。

在国民党反动派频繁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局势下，各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形势严峻，金融工作在摸索中发展，很多根据地的金融机构存续时期也较短，但在摧毁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旧金融体系和高利贷剥削制度，建立真正代表广大工农利益的金融事业方面，共产党人作出了翻天覆地的探索和尝试。

三、革命根据地金融事业的发展

革命根据地的金融事业，发行机构主要是银行等金融机构、信用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等经济组织、苏维埃政府或政府的行政部门等三类，成立的金融机构地域都比较分散，由于战火频仍，交通不便，各自独立保留货币发行权，发行纸币、布币、金属币，如劳动券、银元券、兑换券、流通券、信用券、铜元券等，其中制作数量较大的仿制银元以便从白区中换取根据地的军需和生活急需品；金融机构还各自制定的金融制度和金融政策，大多以“冲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活泼苏区金融”为创办宗旨；建立十足兑现的货币发行基金发行货币，采取控制货币发行量，发行公债、扩大生产等稳定货币措施；加强银元出口管理，很多银行和信用合作社还开展了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以及代理财政金库和公债的发行存支等主要业务。虽然苏区经济普遍不发达，工农群众手中存钱很少，吸储较为困难，鄂东南地区还开展过一次群众性的存款运动，同时流通货币庞杂，国民政府银行发行的货币、商会钱庄发行的票币，给统一金融市场管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傲雪欺霜的革命志士仁人，依然在艰难困苦中想方设法发行货币、开展存贷款业务，加强政治教育，宣传动员群众使用根据地货币，实行减价比价策略、驱逐白区货币，禁止私人银行、钱庄发行票币，计划统筹苏区经济、统一资金调度、提高群众购买力、促进物资交易流动，通过信贷活动支持政府主办的企业和家庭手工业，改善群众生活、稳固苏区政权，在金融战线上密切配合军事作战。

在金融战线的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逐渐获得了新的认识。革命根据地货币由初期的可兑现的银行券纸币，逐渐演变为不再兑现的价值货币，货币发行的原则由原来的十足兑现的银元本位逐渐演变为以经济发展为需要，适当增加市场货币容量，也就是战略物资本位。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指出：“国家银行发行纸币的原则，应该根据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财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位，这一方面的注意是绝对必要的。”大会通过的《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决议》中进一步明确：“纸币的发行如超过市场所需要的定额之外，必然会使纸币跌价，会使物价昂贵，使工农生活恶化起来，以致影响到工农的联合。”“极大的（地）活泼苏维埃金融，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是增加市场吸收纸币的容纳量与保持纸币信用的重要办法。”

四、长征途中金融活动基本停滞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炮轰沈阳北大营，发动“九一八事变”，陆续侵吞东北三省。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国难当前，国民党反动派竟然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对日军弃甲曳兵，对日采取“撤退代替进攻”军事战略，对内则强硬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加紧对工农红军根据地发起大规模的“围剿”，“围剿”重点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残酷的经济封锁阻断了苏区和邻近各省的贸易，很多人死于饥荒和战乱。

在1930年10月至1931年1月的第一次“围剿”中，国民党动用10万余兵力；1931年2月至5月第二次“围剿”中，动用了约20万兵力；1931年7月至9月，第三次“围剿”出动30万兵力；第四次“围剿”发生在1932年7月至1933年3月，国民党动用约40万兵力；第五次“围剿”开始于1933年9月一直持续到1934年，国民党50万军队进攻苏区，先后投入了100万军队参加“围剿”行动。到第五次反“围剿”时期，敌人大规模疯狂“围剿”，由于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指挥，红军虽浴血奋战，却遭受重大伤亡，中央根据地失守，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史诗般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大部分革命根据地银行被迫停止业务活动，苏维埃货币也暂停了发行。

长征途中，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曾四次发行临时纸币，残酷的军事形势，使每次发行都是紧张地开展兑换和回笼工作，由于有充足的物资保证，货币随时十足兑换，即使是短期的货币发行，在当地群众中都有良好信誉，遵义停留时最具代表性，遵义商店很多，用红军票既可买到日用必需品，又可随时兑换现洋，群众争要红军票，离开遵义时，国家银行工作人员连夜用现洋兑换完群众手中的纸币。1935年3月，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随红四方面军向川西转移途中，战事吃紧的局势下，依然开设分行、发行货币、办理信贷、兑换金银。陕甘、陕北等革命根据地，相继设立了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神府特区抗日人民委员会银行，开展金融业务活动，坚持发展根据地金融事业。